上海松江区:创新动力强劲 产业高地崛起******
上海松江区——创新动力强劲 产业高地崛起(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从上海城区出发,走上沪昆高速,G60科创走廊的标志性建筑“科创云廊”犹如云中巨舰屹立在眼前。
新年伊始,G60科创走廊建设热火朝天:海尔洗衣机互联工厂投产,规划年产卡萨帝洗衣机200万台,产值将突破50亿元;连接松江枢纽与上海市区的沪松公路快速化道路建设启动,建成后进城时间将大大缩短;松江经开区2022成绩单公布,其中,院士专家工作站达12个,集聚重点人才730位……
6年前,这一带还是阡陌之地,而现在,G60松江段周边,已崛起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七大产业,汇聚了尚实航空发动机、科大智能、豪威半导体、正泰智电港等诸多先进制造业企业。
2016年5月24日,地处上海郊区的松江区启动G60科创走廊建设,后经两次扩容,已纳入浙江嘉兴、江苏苏州、安徽合肥等8座长三角城市,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松江区为牵引,以松江枢纽为支撑,G60科创走廊正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走廊和我国重要创新策源地。2022年前三季度,松江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升至全市第一,战略新兴产业占比达到67.8%,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由2015年的3.58%提升至2021年的5.38%,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从曾经的农业区、传统制造业区,变身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地、科创策源地,松江之变,成为新发展理念在基层的生动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就是担当,我们将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为重要平台,聚焦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人才链,以‘要素聚变’催化‘科创蝶变’。”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表示。
延长创新链
一场仪器分析产业产学研力量的“聚会”
一排排仪器,各自与电脑相连,上面布满各种管线,工作人员细致察看、精心测试。一旁,上海仪电分析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袁为立告诉记者,公司历时10多年研发出GC128气象色谱仪,技术水平、温控精度、流量、压力控制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科学仪器是科研的眼睛。目前,我国精密仪器制造技术还相对较弱,加快研发和创新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袁为立说,自2018年入驻松江分析产业园,公司销售额年均增长5%以上,质谱仪、液相色谱仪等产品进步明显。
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为推动分析产业从无到有、茁壮成长,松江分析产业园与清华大学联手,于2018年4月建立上海分析技术产业研究院,完善创新链条,吸引人才企业。“松江瞄准我国高端仪器产业短板,打造聚焦细分领域创新的分析产业园,眼光独特、意义重要。”兼任研究院院长的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教授欧阳证说,研究院通过设立孵化场地、自建公共实验室、打造仪器共享服务平台,方便更多小微企业开展研发。
从高端分析仪器、第三方检验检测,到检测技术与生物分析、分析仪器重要零部件,松江分析产业园内,已有60多家企业集聚。2021年,松江区仪器仪表制造业规模以上产值达71亿元,占全市的15.4%。“短期内,我们力争培育100家左右的分析仪器企业,其中不乏多家有望高成长的优质企业。”对于未来,欧阳证满怀信心。
不只是分析产业。近年来,松江聚焦重要领域和前沿技术,打造了G60脑智科创基地、科恩实验室、优图实验室等一批重大研发平台。近期,松江又牵头制定《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合攻关行动方案》,提出加快形成更多“从0到1”的关键技术突破,让创新链不断延长。
深耕产业链
一个电子制造产业集群的兴起
一边订单交付在即,一边芯片与电子元器件面临缺货风险。前段时间,正当上海诚意电气负责人刘昌学发愁时,位于松江“G60科创云廊”的云汉芯城公司伸出援手——通过海量的数据分析,为其精准匹配符合条件的国产电子元器件,还助其完成了原理图设计、元器件选型以及国产芯片的程序设计。
“扎根松江,面向全球,我们累计服务的企业和客户已经突破10万家,大多属于与芯片相关的元器件行业。”云汉芯城公司副总经理周雪峰说,企业打造的平台聚合了不少货源企业和采购企业,可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产品技术方案开发、电子元器件采购等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从产品研发、器件选型、物料供应到生产交付,这些年,松江的电子制造产业链条越发健全完备,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产业互为支撑、共同成长。
走进腾讯长三角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中心,数据机房里的服务器一眼望不到头。“当前已有1万余台服务器投入工作,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面向全球的长三角‘数字底座’。”上海珑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腾讯项目的建设运维方,首席执行官顾炯说,“服务器与算力的集聚,让30多家超算生态企业‘群贤毕至’。”
距腾讯项目不远,伟本智能机电(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一片忙碌。“我们帮助制造企业通过5G将机器人、机床和专机设备连接起来,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副总经理高飞自豪地说。目前,松江已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形成了从平台、解决方案提供商到专业服务机构、智能设备制造商的完整链条,集聚上下游产业链重点企业300余家,带动区域内8000多家中小企业上云。
近年来,松江大力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6+X”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海尔智谷等一大批百亿级重大项目和龙头企业,高端制造成色更足、动能更强、赛道更多。截至2021年底,松江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分别集聚重点企业842家、121家、2952家。
优化服务链
一次“与时间赛跑”的提速审批
5台打桩机一齐作业,多辆大卡车穿梭其间,一场小雨过后,为一家跨国公司定制的松江正泰智电港三期项目现场已是一派繁忙。“从完成土地摘牌,到拿到桩基施工许可证,以往要好几天,现在只用6小时!”正泰智电港常务副总经理曾元千竖起大拇指。
2022年3月项目签约后,受疫情影响,曾元千一度十分着急,生怕耽误工期。“为了尽力节省时间、减轻企业负担,所有流程靠前协助、全程跟办,提前准备相关材料进行预审。”松江经开区企业代办中心主任张磊说,得知企业诉求后,有关部门全力以赴,让项目得以最快速度开工。项目办公室里,一张进度表显示:2022年5月前,工期还延误1个月,到2022年11月24日,延误天数已变为“0”。
科创生态,关键看营商环境。让科创项目落地生根,要素对接平台是重要环节。为帮助更多好项目找到资金支持,松江不遗余力。
“我报告的项目是‘可降解输尿管支架’,我们的突破是……”2022年11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G60科创走廊服务基地,一场项目路演紧张进行。几十名投资人坐在台下,来自不同城市的项目报告人一一宣介、争取投资。“2022年以来,这里已举办产融对接活动63场,93个项目得到青睐、成功融资。”G60科创走廊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贾占峰说。
梳理形成2022版松江区“证照分离”改革清单98项,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深化落实人才“1+10”政策、G60科创走廊九城市互认互通人才18条政策,加速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体系……眼下,松江正多措并举,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程向民表示,松江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聚焦精准制度创新,用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着力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断创造新业绩。(人民日报记者 谢卫群 刘志强 方敏)
东西问|牟岱:“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中新社沈阳12月21日电 题:“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专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
作者 孟令卓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出土的石堆“查海龙”等文物轰动国内外考古学界,奠定了北方辽河流域溯源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石。中华民族龙图腾的精神标识与“查海文化”有何历史渊源?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查海遗址”为何亟待启动?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怎样理解“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可能?
牟岱:1986年开始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聚落遗址,遗址面积3万多平方米,其中主遗址现存面积12500余平方米。除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还包括“他尺西沟遗址”“程家梁遗址”和“贾家沟遗址”等多处文化遗址,构成了独立的类型文化。考古发现表明,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世界第一玉”、石雕神人面像等遗物,展示了特征鲜明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明水准。
贾家沟遗址地表陶片。受访者供图近几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发现了距今万年至八千年左右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但大都晚于“查海遗址”而发现,且历史影响和文化影响远不及“查海遗址”,无法替代“查海遗址”目前在全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独一无二的万年文化史地位。到目前为止,“查海遗址”是辽宁省和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悠久、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并且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标志(龙符号和玉文化)。考古证明,距今约10000-7000年历史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了可能。
程家梁遗址处散落碎陶片。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我们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您如何看待“查海遗址”出土的巨龙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牟岱: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古代文明的孕育发展紧密相关。目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地都发现了中华民族史前龙崇拜的遗迹或遗物,已经发掘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标志性象征的各种大型巨龙。这些巨龙主要用于华夏古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祭祀等,其中包括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的“查海遗址”(大体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10000-7000年,但不同于兴隆洼文化)发掘出用石块堆成的“查海龙”,查海石堆龙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头部宽5米;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龙虎贝壳摆塑龙(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500-6000年),贝壳龙长1.78米,高0.67米;湖北省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的“焦墩遗址”(距今6000-5000年)发掘的鹅卵石摆塑“焦墩龙”,鹅卵石摆塑龙全长7米,躯干长4.46米,高2.26米。
其中,辽宁阜新的查海石堆塑龙是中国辽河流域文明中出现的巨龙,可称为辽河第一龙;河南省濮阳的贝壳摆塑龙是黄河流域发掘的巨龙,堪称黄河第一龙;湖北省黄梅县的焦墩鹅卵石摆塑龙是长江流域发掘的巨龙,被誉为长江第一龙。在这些已知的巨龙形象中,尤以辽河流域的“查海遗址”发现的“查海龙”形象年代最早、体型最大,距今约10000到7000年。
所以,“查海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巨龙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地区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能够佐证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龙文化的最早发源地。因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目前中国最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历史文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除发现“查海龙”外,还发现两块陶器上浮雕带有鳞片的龙,这比先前发现红山文化(6000年左右)的玉猪龙还早近2000-3000年,是更原始龙的雏形,堪称“华夏第一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龙”证明龙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到了父系时代,龙的功能经历了从农业氏族社会的保护神到部落联盟的保护神的转化过程。为此,他为辽宁“查海遗址”文化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也表明中华民族以龙为独特民族信仰的历史至少具有约10000到7000年。
阜新查海遗址。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在辽河流域溯源中华文明中,我们常听到红山文化,“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怎样充分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与“红山文化”的渊源体现在哪里?
牟岱:以往,通常的说法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印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时期)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年;而“查海遗址”的发现,则把中华文明的探源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又提前了2000-3000年。在内容上“查海遗址”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点,尤其是从“查海遗址”中发现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民族特点的龙(石堆龙和龙纹陶片)、玉器、村落、最早的基础文字(陶器上“之”字纹)、以龙为首的原始宗教等。这些为研究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和文化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是属于中华文明万年至七千年历史的根脉研究。早在1985年,苏秉琦先生就认为,“查海遗址”出土遗物证明“查海遗址”文化应当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和前身。
中新社记者:“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亟待发掘和深入研究的意义何在?
牟岱: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为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距今约有10000-7000年历史、亟需不断深化研究的中华文明源头文化之一。发掘研究开发“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探究生生不息的文明“根脉”;有利于从中国北方地区填补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根源研究工作的空白;有助于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更有助于夯实研究文化自信建设工作的基础。启动“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发掘研究工作,并将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部分,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对守护精神家园、讲好中国故事等都有深远影响。
中新社记者:您对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有哪些建议?
牟岱:其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发掘工作,可以结合辽宁地区的中华文明资源实际,设立“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考古专项。
其二,建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基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增强全球华夏子孙的民族自豪感。以“查海遗址”这样具有“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的类似遗址文化为基础,建立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精神家园基地和博物馆,打造全球华人寄托民族信仰、民族情怀的考古文化名胜,供全世界华人归乡省祖,形成全球化的民族精神信仰共识和民族凝聚力。
其三,加强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宣传,增强文化自信的文明历史要素。
建议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中的“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村”“世界第一玉”等能够充分说明中华文明万年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进行大力宣传,讲清楚类似“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其四,加大对现存“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的保护和投入。
从保护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高度,重视现已发现和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各个遗址的保护,打破文物保护级别的限制;从展示和宣传民族悠久历史文明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投入更多维护成本和资源,保存好现有遗址。此外,制定包括前红山和红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计划,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总体指导下,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完)
受访者简介:
牟岱,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入选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全国首批文化名家。
博士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出版学术专著4部,合作出版学术专著11部。主要研究领域:哲学和文化、东北亚国际政治、智库研究等。研究成果被国家批示采用50余项,被省部级批示70余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