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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台胞完全可以安心来大陆学习、工作、创业、生活”——宋涛主任在厦门与台胞共商全面恢复“小三通”和两岸交流******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1月28日在厦门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春节祝福和问候。(中国台湾网 尹赛楠 摄)
中国台湾网2月1日讯(记者 李柏涛)1月28日，癸卯兔年正月初七，春意露头的鹭港，迎来了一位大陆同胞的老朋友——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厦门与洪秀柱会面，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春节祝福和问候。
宋涛在会面中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鼓励和支持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现代化建设、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进程中来，希望洪主席一如既往为此贡献力量。
“这次来到厦门，有幸能和宋涛主任会面，我如实地转达了台商朋友的心声，也得到了相当正面积极的回应。”
晚间，洪秀柱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很荣幸受厦门台商邀请，在年初六到厦门与台商座谈交流，“台商衷心期盼‘小三通’全面开放，也希望两岸直航的航点能够增加。”
自家人的事儿，商量着办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如此强调。
去年以来，部分台湾食品企业未能按相关规定完善注册信息，影响了其产品对大陆出口。
近期，包括金门酒厂在内的岛内一些企业向大陆主管部门提交及补充完善了相关注册资料，并通过洪秀柱、新党主席吴成典、金门县长陈福海、金门民意代表陈玉珍等岛内有关人士和工商团体向大陆方面转达诉求，希望尽快获得注册，早日恢复对大陆的出口。
“我们对此高度重视，积极处理。”1月29日中午，国台办通过新闻稿宣布，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已对金门酒厂等符合要求的63家企业予以注册或更新注册信息，对不符合要求、暂时无法注册的，也逐一说明具体原因。同时，对部分台湾食品企业注册信息不完整、不规范的问题，愿意继续予以协助解决，为台湾食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
陈福海对宋涛主任和国台办表示感谢，他说，金门高粱酒能再输往大陆，“绝对是重大好消息，是大陆给金门乡亲的开春红包！”
民意冲破阻隔，两岸共盼团圆
厦门，与金门隔海相望，是台湾同胞最熟悉的大陆城市之一。这里，也是很多台湾同胞选择“登陆”筑梦的首站。
春节前的1月7日，中断近3年的两岸“小三通”，在岛内民众的强烈要求及争取之下，以所谓“专案”形式部分复航。
根据福建省台港澳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29日，部分复航后的厦门到金门航线46航次运载3000余人次，福州到马祖航线10航次运载230余人次。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始终是广大台湾同胞的主流民意和纯朴诉求。厦门、金门逐步恢复昔日的正常人员往来，这咫尺的人为之隔，终将被民意冲破。
大年初一，厦门、金门举办了“海峡两岸春节焰火晚会”，两“门”对开，厦金两地的乡亲们，用同放焰火的方式，传递着对彼此的新春祝福，表达着求和平、盼团圆的诚挚心愿。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厦门了解“小三通”部分复航情况，与经“小三通”往返厦金的金门县长陈福海一行交流。(中国台湾网 尹赛楠 摄)恢复交流，民之所愿
“回趟家真这么难吗？”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荣誉会长吴家莹通过中国台湾网强烈呼吁民进党当局，重视在大陆生活、工作的台胞需求，尽早全面复航“小三通”。
癸卯兔年的正月初八，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出发大厅人头涌动。
“大家新年好！”在厦门了解“小三通”部分复航情况的宋涛主任，走进五通客运码头出发大厅，慰问经“小三通”往返厦金的台胞，给他们拜年。
在出境候船大厅，宋涛与准备经“小三通”返程的陈福海、陈玉珍一行热络交谈。
他表示，两岸是一家人，要常来常往才能越走越亲，两岸交流符合两岸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我们要共同努力，尽早、尽快地恢复两岸正常交往。”
“两岸一家亲，同心共圆梦。”“厦门与金门更是亲上加亲。”陈福海、陈玉珍皆表示，相信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很快就能实现。
宋涛慰问经“小三通”往返厦金的台胞。(中国台湾网 尹赛楠 摄)以通促融，两岸同饮“一江水”
承载着祖国大陆对金门乡亲的同胞情感，经过两岸有关方面的不懈努力，2018年8月5日，福建正式向金门地区供水，饱受多年缺水困扰的金门乡亲，终于喝到了来自祖国大陆的“甘泉”，实现了“两岸一家亲，同饮一江水”。
早在2014年4月，福建省供水公司、泉州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等就发起成立了福建晋金供水有限公司，负责金门供水工程大陆段建设、管理、运营。
1月28日上午，宋涛来到福建晋金供水有限公司龙湖水源地、水质检测室、泵站厂房、供水展厅以及海底管道入海点，了解向金门地区供水情况。
截至2023年1月28日，福建向金门地区已累计供水超过1600天、超过2500万吨。现在，福建供水已占金门民生及工业需水量的73%，使金门民生依靠地下水占比从67%降至14%。
“福建向金门地区供水工程顺利实施，印证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同胞情。”福建晋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佳兴表示。
5年来，福建向金门地区日供水从开通初期的0.9万吨上升至目前的2.14万吨，平均每日供水1.53万吨。供水前，金门每吨自来水成本达58.6元新台币，而福建向金门地区供水的水价是每吨原水9.86元新台币。
坚定信心，共创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携手并进，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推进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进程中，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宋涛与在闽台胞台企代表座谈，听取意见建议。(中国台湾网 尹赛楠 摄)在厦期间，宋涛走访厦门台协、友达光电(厦门)有限公司等台资企业、厦门航空集团公司、海峡城乡发展基金会赤土社工作站，与在闽台胞台企台青及台湾乘务员代表亲切交流、座谈。
“‘小三通’是台胞往返两岸的便捷通道，非常期待能尽快全面恢复。”在座谈会上，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韩萤焕表示，他盼望着，两岸能在新的一年，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之上，重启交流。
在友达光电(厦门)有限公司，宋涛与友达光电集团董事长彭双浪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互贺新年。
宋涛表示，祖国大陆2022年GDP突破120万亿人民币，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其中有台胞们的贡献。”
宋涛指出，当前，大陆疫情已得到很好的控制，台湾同胞完全可以安心前来学习、工作、创业、生活。两岸同胞对实现正常交流往来的意愿强烈，我们高度重视并已全面做好相关准备。以疫情为借口阻挡两岸交流违背民意，不得人心。
走访赤土社时，宋涛详细了解台湾青年参与大陆社区治理的情况。
台湾青年李佩珍分享了自己带着在台湾累积了15年的社区营造工作经验来到厦门，与台湾团队参与大陆乡村振兴、社区改造，推动两岸城乡发展交流的经历。
走访赤土社时，宋涛详细了解台湾青年参与大陆社区治理的情况。(中国台湾网 尹赛楠 摄)“台湾同胞在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宋涛表示，我们始终高度关注、积极支持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的发展，会尽最大力量为台湾同胞往来两岸之间提供便利，全力推动两岸人员正常交流交往。
在厦门航空集团公司，宋涛向台湾乘务员代表赠送新春慰问品，并勉励她们在大陆扎下根来，在民航领域为两岸实现应通尽通贡献力量。
“祖国大陆对台胞台企的充分肯定，宛如一股暖流，让我们坚定与国家携手发展的信心。”
在闽台胞台企台青及台湾乘务员代表纷纷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就在前方，台湾同胞不能也不会缺席，期待癸卯兔年的两岸交流就像生气盎然的玉兔，两岸同胞也一定会同心齐行，携手共创属于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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